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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河南教师冒雨赶考记:首届广播函授英语结业考背后

  

发于2021.7.26总第1005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10月15日,这天,河南原阳县祝楼乡中学的英语教师李长栓,独自一人身处陌生的郑州,一整天都在冒雨奔波。他既未能找到住宿的地方,又未能购得考试所需的2B铅笔,更别提有时间去寻找考场。然而,第二天上午八点,考试便将准时开始。

最终,他仅购得一支1B铅笔与一支3B铅笔,心中盘算着用3B铅笔先涂一层,随后再用1B铅笔覆盖,或许能模仿出2B铅笔的效果。

本次考试系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举办的首次广播函授英语课程毕业考核。

在1985年,有超过十万名民众缴纳费用并报名参加了该函授项目,其中大约两万人持之以恒地完成了三年的学习,经过结业考试,有12317人参与,7856人顺利通过,而在这之中,98位佼佼者进入了复试环节。最终,李长栓与另外26位佼佼者一同被选入进修班,并在北外的校园里度过了那段难忘的1989年。

梅仁毅教授向北外《中国新闻周刊》透露,那时社会上聚集了一批因种种缘由未能进入大学深造的英语爱好者与精英。他回忆说,自那以后,便再无此类班级出现,仿佛是时机恰到好处。在此之前,此类班级未曾存在;而在之后,亦未曾出现。

没有寒暑假的课程

首届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由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夜大学校长兼函授部主任的陈琳教授亲自策划并主持。

改革开放初期,教育资源的供给与激增的需求之间形成了巨大缺口。遵循邓小平提出的“教育发展应多管齐下”的理念,广播、电视等远程教育形式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陈琳在回忆中提及,1978年9月,李先念亲自邀请他及北外其他几位专家学者至家中进行拜访,共同商讨我国英语教育的现状及发展方向。正是在这次深入的交流中,他们萌生了借助电视、广播等媒体,在全国范围内掀起英语学习热潮的构想。

陈琳所主持的“广播电视英语课程”迅速在央视及央广的黄金时段同步开播,这一现象持续了从1978年到1983年。她编写的《广播电视英语课程》教材在北京的销量高达1500万册。由此,一股全民学习英语的热潮迅速兴起。

在1983年左右,当时他正就读于村里的“戴帽中学”——即小学之上附设的中学——初三年级的时候,李长栓便开始了通过广播学习外语的历程。

他开始接触英语广播,这源于伯父常义志的引导。常义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曾就读于“国防部无线电学校”,在那里他学习了英语。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但在平反之后,他在当地中学担任英语教师。常义志曾建议他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周日的英语广播节目。

国际关系学院的申葆青教授主持的节目质量上乘,其中涉及的作品如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等,远超李长栓的学识范围。尽管如此,他对学习外语的渴望十分强烈,仍旧坚持收听。该节目的英文内容将在《广播之友》上发表,他毅然决然地订阅了这份报纸。

在1985年5月的一个月里,李长栓在《广播之友》杂志上浏览到了一则广告,该广告是关于一项广播函授英语课程的招生信息。

北京外国语学院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同承办此课程,其学制为三年,并面向全国进行招生。其中,最吸引李长栓的是:完成学业并取得优异成绩的学员,将获得北外提供的1600元奖学金,并有资格在北外进修班深造一年。

报名需支付首学年杂费共计80元,这笔费用并不算低。李长栓的父亲仅是一名邮递员,月薪仅有40元,而且他们家在村里已经是条件较好的家庭之一。尽管如此,家中一直坚定地支持他的学业,此次也不例外。

李长栓注册完毕后,陆续收到了邮寄的学员证、第一批课本以及磁带。家中仅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他本想购置一台单放机,却因经济原因未能如愿。因此,这些磁带在家中存放了数年,包装始终未曾拆封。

1985年9月1日,广播英语函授课程正式开学了。

已支付费用的学员数量已突破十万大关,至于那些可自由收听的听众,其具体人数更是难以确切统计。若想跟上这门课程,学员们必须具备非凡的恒心和毅力。

以往的广播英语讲座节目多选择在最佳学习时间播出,而此函授课程却采取了相反的策略,它选择在周一、三、五晚上的22点30分于中央电台一套首播,周二、四、六清晨6点30分在中央电台二套重播,并在周日休息。其设计理念清晰可见:并非旨在让观众在闲暇时光随意收听,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像在正规课堂中那样全神贯注地学习。

但学校有寒暑假,这个课程没有。

李长栓在坚持不懈的课堂学习中,顺利从河南省汲县中等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了一名乡村英语教师。他不仅投身于教学工作,同时也没有中断过收听广播的习惯。

最艰难的时期莫过于麦收与秋收之际。那时,学校会放长假,师生们纷纷返乡参与收割。这活儿既沉重又劳累,从清晨五点开始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晚饭后,只要一躺下,人们便会迅速入睡。而他,只能咬牙坚持,有时实在支撑不住,便会提前设定好闹钟,先小憩片刻。

在他故乡,正月初一的早晨,人们会穿梭于大街小巷,向长辈们行礼祝寿。记得有一回,他在拜访一位长辈时,恰好是清晨六点半。他注意到桌上摆放着一台收音机,于是急忙拿起它来听了一会儿,然而未能听完便不得不离开。在那三年的拜年过程中,他唯独错过了那一堂的完整收听。

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阿荣旗二中的公办代课教师崔钟民,同样在持续关注这门课程。高考失利后,他以中学生的学历教授中学生,深怕误导学生,于是决定在授课的同时不断自学。他习惯于每晚22时30分准时收听课程,随后熬夜学习直至凌晨两点才休息。

他拥有一台迷你型的播放器,借助它,他能够聆听磁带中的内容。这台播放器是他凭借在国道桥梁建设中担任民工所赚取的300余元所购置的。然而,无论是通过广播还是磁带,他只能听到声音,却无法看到老师的口型,这成为了他学习过程中的一个难题。

1989年,杨冰(位于第二位,从右往左数)经常携同外籍教师白达仁(位于第一位,从左往右数)及其友人群体,在北京四处游历。他们在骑行游览后,于魏公村的一家小餐馆内停下脚步,享用餐点并稍作休憩。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不光要学好英语,还要学好汉语才行

函授英语课程在第一年度的重点是教授发音和基础语法知识,其学习进度较为迅速,通常情况下,每节课的内容在三讲之内便可完成。课后会布置相应的练习题目,要求学员每节课需熟练掌握100至150个新单词。

进入第二年,课文难度骤然提升。教材内容极为生动,即便是在后续的英语本科教育中,也鲜有能达到这种水平。

第二学年下学期第10课包含两篇课文,它们分别记录了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发言。课文A呈现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原文及其官方英文翻译,而课文B则收录了撒切尔夫人的发言原文及其官方中文翻译。本课旨在帮助学生掌握正式演讲的格式及特定用语。

崔钟民与一位同事一同报名参加了学习,然而到了第二年,他们发现课程难度过高,于是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动力。

这种现象并非个例。紧接着,第二年度的缴费报名人数急剧减少,降至38416人。而到了第三学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仅有20284人。

教材的前两年由陈琳主编,陈琳本人还负责广播授课并制作了课文录音带。参与授课和录音的还有屠培、楼光庆、王若瑾、王毅、张耘以及李宪生。而到了第三学年,翻译课程则由庄绎传主编并亲自授课。

庄绎传回忆道,在1986年的某日,陈琳向他提出,第三年的翻译课程将由他负责讲授,于是他着手进行准备工作,并开始编写教材。

在大学里,过去教授翻译课程多采用小班形式,学生提交作业后,教师进行批改并在课堂上进行点评,着重讲解几项翻译技巧。然而,函授教育显然无法采用这种教学模式,必须寻找新的教学方法。庄绎传认同傅雷的观点,即翻译的关键在于实践,因此他决定摒弃以单句作为基础教材的传统做法,转而采用整篇材料作为教学核心,以此引导初学者踏入翻译的领域。该模式随后被广泛采纳,经过修订的函授教材进而被确立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英语专业翻译课程的标准教材。

1987年7月24日,录音作业正式启动。庄绎传邀请了两位研究生,他们每周都会轮流陪伴他,一同前往中央电台进行录音工作。鉴于时间紧迫,教材的编写、录音以及播出都采取了边编写、边录音、边播出的方式进行。到了8月28日,节目终于开始了它的播出之旅。

开学数周之后,庄绎传接到了一封函授学员的来信,信中提到在英译汉方面已略有心得,而汉译英则尚处于起步阶段。这消息让他感到十分高兴,认为他所采用的新教学模式确实取得了成效。在随后的课程中,他激励同学们,指出汉译英需要运用英语进行,难度相对较高,需要耐心等待,逐步提升。

他经常选用一些知名作家的作品进行教学。例如,第七课所选的文章是吴祖光为《新凤霞回忆录》所撰写的序言,该序言由翻译界的大师戴乃迭翻译成英文。庄绎传对这篇简短的文章进行了深入解析,详细阐述了英汉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并剖析了译文的独到之处。

吴祖光曾言:“凤霞的一生充满了艰辛,她历经贫困,遭受过寒冷与饥饿,承受了无数无法言说的欺凌与磨难,然而她始终坚强地挺了过来。”戴乃迭的翻译表述如下:冯霞的一生颇为艰辛,她饱尝贫困之苦,多次遭受寒冷与饥饿的折磨,且无数次遭受残酷的对待。

庄绎传在讲解时提到,当我们遇到“受”这个字时,往往会首先联想到suffer和bear等词汇,但实际上,在这里使用“知道”这个词更为贴切。

在翻译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崔钟民逐渐意识到,除了英语的精通,汉语的掌握同样至关重要;否则,翻译出的内容将难以达到准确与优美的双重标准。

翻译课程于1988年7月28日画上了句号,随之结束的还有整个函授教学过程。庄绎传对此感慨良多,他提到,成千上万的学子投入了一整年的时间来学习翻译,这样的盛况实属罕见,可能是史无前例的,将来也很难再有。

在北京邮电学院函授分院的大力协助下,结业考试得以顺利举行,设立了115个考点,其难度与大专英语单科考试相当。在参与结业考试的7856名考生中,有98位同学获得了复试的邀请。

他对于这个难得的机会感到十分珍惜,因此尽管心中不舍,还是在次日午时匆匆赶至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然而,函授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并未作出任何让步。

中午时分正值用餐高峰。他心情沉重地向外走去,即将迈出函授部那扇形似月亮的小门,抬头间,撞见一位长者,手里端着一杯装有四个包子的快餐。灵感突发,他鼓起勇气询问:“您是陈琳教授吗?”对方确认了。他顿时感觉找到了救星,立刻将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地倾诉出来。陈琳听后,用英语与他交谈了几句,随后赞许道:“你的基础真的很不错。”

在陈琳的安排下,当天下午,函授部用B卷为他重新组织了复试。

王伟冰,这位来自黑龙江阿城市松峰子弟学校的代课教师,心中始终存疑,他可能是那98位复试者中的末位。记得在复试当天,他坐在大礼堂的98号座位上。他鼓足勇气向老师询问自己的排名,得到的回答却是:“你现在无需关心这些,专心考试即可。”录取之后,他心中想,或许复试的参与者是从全国各地挑选出来的,以实现整体上的均衡。于是,他向班主任卞学恒老师询问此事,卞学恒老师告诉他,既然已经来到这里,就应该专心致志地学习,无需过多关注这类事情。

1989年3月,进修班正式开课。在首堂课上,教师详细阐述了广播函授的学习及考试流程,紧接着,他激动地宣布:“此次复试的冠军,并非来自河北,亦非山东,而是来自河南!”

李长栓环顾四周,发现并无其他来自河南的同学挺身而出,随后他犹豫了一下更多公务员考试网题库就点击这里,最终还是鼓起勇气站到了台上。

“西院”一年

进修班共有27名学员,其中教师占比最高,大约有十几位。李长栓年纪最轻,仅有21岁。而年纪最大的则是来自天津大港区某职业技术学校的副校长,他已经56岁,头发已经花白。班长已经选出两位,分别负责管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31岁的王伟冰曾担任教导主任,因此被选为“大班长”;而22岁的杨冰在口语方面表现优异,因此担任“小班长”。

北京外国语大学本科生位于东院,而进修生们则既在西院上课又在西院住宿。由于宿舍数量有限,年龄在30岁以下的学生被安排住在宿舍,而年龄超过30岁的学生则需住在招待所。他们同样在西院上课,使用的是一所小学的教室。夏日黄昏时分,他们需要拉上窗帘,而教室顶部的吊扇转动时,会发出嗡嗡的声响。

进修班在上午进行课堂教学,而下午则进行自主学习。课程内容丰富,包括精心挑选的精读课程、广泛阅读的泛读课程、口语练习的口语课程、口译技巧的口译课程、写作技巧的写作课程以及听力训练的听力课程。

陈琳负责讲授口语和写作课程。他的授课风格显得沉稳而庄重,发音纯正的英式口音,散发出强大的气场,宛如一位典型的英国老绅士。

最初,精读课的主讲教师是梅仁毅,后来则换成了王锡钧。原本计划教授的是大学英语教材的前两册,然而由于学生们的强烈要求增加课时,课程内容最终扩展到了第三册的部分内容。

梅仁毅曾是陈琳在五十年代的学生,1983年他学成归国,那时担任北外英语系的副教授,并且是美国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他回忆说,那时他正在给二年级的本科生教授精读课程,陈琳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够同时给进修班授课,他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而他所使用的教材,与本科生的授课内容是一致的。

王伟冰对梅仁毅的讲课风格印象深刻,他授课时既平实又风趣,言辞简洁,不多不少,散发着英语智慧的璀璨光芒。在学习过程中,遇到难题,梅仁毅总能以简短的话语助人一臂之力。课余时间,他还会与年长的学员共同品味香烟。同学们对他极为敬重,甚至在他还未起身去擦黑板时,就有同学主动上前清理。王伟冰表示,他后来开设了自己的培训机构,并深感到梅教授的教学风格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启发,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教学民主”。

邹薇,这位年仅23岁的口译教师,刚刚从北外的研究生课程中毕业,并被分配到了函授部工作。杨冰回忆起,邹薇不仅外表青春靓丽,身材高挑,而且擅长网球运动。她的授课风格节奏明快,流畅自然,用现代的话来形容,简直就像是女神一般的存在。

邹薇回忆说,在80年代,整个中国文化领域异常活跃,人们刚刚摆脱束缚,众多年轻人对学习英语抱有极大的热情。尤其是那些进修生,他们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与在校生截然不同,自学能力尤为突出,然而却难以开口。她的职责,便是逐步帮助他们克服这一障碍。她十分依赖杨冰,经常借助他的力量激发全班的学习热情,“要是没有他,大家都不愿意开口,这节课就很难进行下去”。

在教授口语课程期间,我们邀请了两位外籍教师,分别是来自伦敦的杰弗里·罗奇(Geoffrey Roche)和加拿大籍的白达仁(Darren Paproski)。杰弗里以其严谨的性格,甚至略显拘谨,而白达仁则以其开朗和热情著称。他们通常进行一个半小时的专题讲座,吸引了不少本科生前来旁听。该课程的课时费用为80元人民币,采用现金支付方式,每次课前都是由王伟冰或杨冰先行领取,随后在授课前将款项交付给教师。

杨冰与白达仁迅速建立了友谊,每逢周末,他们便会一同邀请他及其他好友,骑上单车,穿梭于北京的胡同之间,尽情游览,品尝各种烧烤,享受街头小吃。

踏入北外校园,发现“东院”与“西院”待遇悬殊,众多师生不禁心生不均之感。

东院的那座容纳300人的小礼堂,夜晚常常播放英文原版的录像影片。入口处设有专人值守,进修班的同学们若没有学生证,便无法进入。然而,当守门人离去后,他们也能设法混入其中。起初,图书馆等设施并未向他们开放,但在向学校反映情况后,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

陈琳成功为班级教室争取到了一台小彩电,而杨冰则频繁地向助教杨宇光老师求助,希望能借到正版的电影录像带。杨宇光老师年轻且思想开放,外貌上颇似何炅,他总是尽力去满足同学们的愿望。

饭后,我们搬来了录像机,并调整了电视,于是大家便聚集在教室中观赏原版的影片。这样的活动几乎每周都会进行,这一习惯一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杨冰为了学习英语,特意购买了索尼最新推出的高端短波收音机,以收听《美国之音》、BBC等节目。这台收音机价值三百多元,是他省吃俭用,攒了几个月的工资才买下的,在当时他的同学们中算是设备最先进的。他回忆起,那时《美国之音》的一些节目制作得相当出色,比如能够从一词讲起,讲述美国的历史,但后来这些节目就不再如此了。

在踏入校园之前,李长栓对所谓的“外台”一无所知。抵达此地后,他花费数十元购得了一台短波收音机,日复一日地坚持收听,一有空闲便投入其中。不久,他的听力水平便与同学们持平。他感慨道:“这里的氛围与家乡的田野截然不同。你在这里能看到更多的事物,与更多的人进行交流,从而领悟到天外有天的道理,人外有人。”

宿舍里,大家尽量不使用汉语交流,以营造一个英语氛围。来自山东烟台的戴新升同学,竟然能够将一本包含四万多词汇的整本词典全部背诵下来,这让其他同学都感到十分惊讶。

紫竹院公园内设有英语交流区,由陈琳创办,吸引了众多英语爱好者。周边众多知名高校的学生纷纷前往,甚至一些外籍人士也常光顾。杨冰是该交流区的积极参与者。在这里,交流话题包罗万象,参与者思维敏捷,常就如何激发民众创造力、提升民众生活幸福感等社会议题展开讨论。口语流利者周围总会聚集一群人,大家围绕其展开交流与对话。杨冰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新的信息和观念。

1990年1月,为期近一年的进修结束。

尽管事先了解到这个进修班并不提供学历证明,大家仍旧期盼学校能颁发一份毕业证书,毕竟这关系到转正为公办教师、评定职称等诸多实际问题。为此,陈琳不辞辛劳地四处奔走。王伟冰曾在途中遇见他手持文件,提及还需再次前往,与学院党委进行沟通协商。然而,最终他们得到的仍旧只是一张进修证明。

自1988年起,"广播英语函授课程"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同样持续了三年,但之后并未再开设进修班。在第二期课程结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大连外国语学院共同推出了"广播函授美国英语听说课程",该课程的学习期限为一年。

结业于进修班之后,李长栓重返乡中学,展开了新的自我挑战。那一年,即1993年,他成功考入了北外高级翻译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并在学业完成后留校担任教职,目前担任高翻学院的副院长一职。

王伟冰起初只是个代课老师,若想成为公办教师,必须拥有国家认可的大专学历。尽管他清楚通过函授班无法获得文凭,但出于对英语的热爱和执着,他还是选择了报名。他坚信,只要自己具备一定的能力,就不会担心找不到工作。进修结束后,他得到了破格晋升的机会。

他今年66岁,从事教书生涯已有42载,尽管并无大学学历,仅持有北外的结业证与进修证,但这张证书伴随他游历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杨冰渴望前往美国深造,于1990年通过了托福和GMAT考试,成功获得了斯坦福大学MBA项目的录取通知书。然而,由于上级的判断,他被视为暂时不宜出国,因此未能成行。他决定辞去工作,投身商海,并与曾经的英语外教白达仁携手,在淄博共同创办了一家名为New Vision的合资企业,后来他选择退出。随后,他自立门户,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如今已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一直在寻找失联的白达仁,目前还没有找到。

崔钟民于1992年告别了内蒙古呼盟的故土,踏上了崭新的人生旅程。在此期间,他曾在LG、索尼爱立信等众多外资企业任职,积累了丰富的职场经验。如今,他已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贸易公司。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的工作都与英语紧密相连。

他始终保留着往昔的一些教学资料和录音带,对它们情有独钟,不舍得丢弃。对于遗失的教材,他通过不断搜寻,终于在旧书店中一一补齐。此外,他还将这些磁带转换成了适合电脑播放的音频文件。

近期,他在喜马拉雅平台推出了一档节目,节目名称为“回顾上世纪80年代广播函授英语课程”。他指出,该课程应运而生,恰逢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外语人才需求激增的时期,并且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村地区渴望学习英语的青年们的迫切需求。这一举措可谓创造了奇迹,那段历史值得我们铭记。

在节目里,他模仿教师的姿态,声情并茂地朗读起了课文。然而,陈琳、屠培、张耘等人的嗓音却是独一无二的,难以模仿,亦无法复制。他们各自独特的英语发音,如同当年那些无缘踏入正规院校的英语爱好者耳中的美妙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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