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道婆其人的籍贯方面, 存在着纷纷扰扰、争执不下的诸多谜团, 在其族属方面, 同样有着众多争论不休的谜题, 然而, 奇怪的是, 在另一个问题上, 虽然看似更缺少可靠的证据, 但是学界反而有着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 这个问题就是: 黄道婆究竟是向谁去学艺。
湖北籍, 土家族的学者谭晓静, 在她的专著《文化失忆与记忆重构——黄道婆文化解读》里, 对于黄道婆的身份判断, 是比较谨慎的, 然而, 却断定她“传授了从黎族人民那儿学来的棉纺织技术, 且革新了棉纺织工具”, 还宣称“学术界没有谁否认黄道婆在三亚黎族中生活过37年, 学习过黎族人民当时相对先进的棉纺织技术”。这里存在问题, 在于: 在唯一能够确证黄道婆的陶宗仪、王逢这两种原始史料里面, 只是讲她从崖州前来, 既没有说到她于崖州时是在黎族当中生活, 更不存在所谓“37年”的记载, 也未曾提及她所传授的技术是从黎族人民那里学到的, 甚至都没有肯定这一技术必定是在海南岛学到的。
的确存在不少人认同黄道婆于松江所传授的纺织技术源自黎族的说法, 像上海东华大学的纺织史学者屠恒贤就是秉持这样观点的。但是, 也恰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往后, 于对黄道婆籍贯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查之后, 最终才开始出现有人对这一观念产生怀疑的情况。在海南当地的学术领域, 就“黄道婆具体是向谁学习技艺”这个要点而言, 已然存在三种假说, 这三种假说分别是: 说是当地的汉族人士, 说是临高人,又说是“熟黎”。
存在这样的看法更多公务员考试网题库就点击这里, 原因在于有一个难以厘清的现象, 即倘若认定黄道婆是从黎族那里学到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 那么问题随之而来, 这种技术为何在黎族当中竟然失传了呢? 即便存在这样的情况, 即有人指出黎族拥有传统黎锦, 并且明朝人罗曰褧在《咸宾录》卷八当中已然提及, “黎人女工擅长纺织, 获取到中国的彩帛后, 将色丝拆解下来与吉贝一同织花, 诸如被服以及鞍饰这类物品, 精细与粗糙存在差别”, 然而这不但没办法证实其技术属于独立发展, 并非从汉区引入之物, 而且这段话明确阐述的是借用汉人买来的已有的色布, 再把它拆成纱线转而织布, 况且此处所讲的“黎人”极有可能是已被汉人同化的那种所谓“熟黎”。更让人诧异的是,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 中南民族学院有一批从事民族工作的人员, 他们针对海南岛的黎族社会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之后发现, 黎族人在手工棉纺织这方面的技术是比较落后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 就连原先那种自己纺纱自己织布的土布, 都已经被从汉区买来的布给替代了, 青年男子全都改成穿汉装也就是农民装了。更为关键的是, 在那时, 黎族人不但没有像样的织机, 而且在黎语当中, 也不存在“纺织机”这类关于纺织的词汇, 甚至都不会养蚕抽丝, 实在难以想象, 一个曾经拥有过发达技术的文化, 竟然会没有相应的词汇留存下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当着手去尝试对黎锦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保护之际, 人们察觉到, 在黎族社会当中, 已然寻觅不见身着桶裙的黎族人, 难以找寻到简易的腰织机, 甚至就连会从事纺织的老太太数量也是寥寥无几了。
1990年, 民族学家梁敏发表了《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一文, 他曾在1950年代就对黎族社会展开调查。这篇文章质疑了黄道婆向黎族人学到纺织技术的旧有说法。他在引用了海南黎族纺织技术是“相当简单、原始的”相关内容之后, 做出断言称, “在黄道婆生活的宋末元初, 可以证明黎族人民的纺织机具不会比今天更高明, 染色技术也不见得很出色……由此能够表明黄道婆并非跟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的”。即便这样, 他依旧觉得“黄道婆于崖州学习纺织技术是实实在在有这回事”, 只是她所师从的乃是曾也被看作黎人的临高人（熟黎）: “黄道婆在崖州学艺的师傅只会是‘临高人’, 而绝不可能是纺织机具相对原始且落后的黎族人民。”这一观点有不少人信服, 然而在逻辑方面仍是依照三段论假设, 也就是: 黄道婆的技术是在崖州学到的, 而崖州当地唯有临高人存在具备较高纺织技术的可能性, 所以黄道婆肯定是向临高人学习的技艺。
很多人留意到, 黎族纺织技术存在落后状况, 还存在如何从逻辑方面解释黄道婆学艺这一难题。1998年, 杨先保撰写文章, 否定了黎兴汤在《黄道婆研究》里提出的观点: “黄道婆是向海南岛的‘闽籍汉人’学习治棉工具与纺织技术”, 他觉得黄道婆是向“熟黎”学习的, 他文章的标题具有结论性质: 《从黄道婆看海南“熟黎”对宋元棉纺织业的贡献》, 其依据是历史上的黎锦。但是, 黎景在黄道婆所处的那个时代, 在技术层面上究竟有没有达到成熟的状态, 甚至, 黎锦它自身是不是从汉人那儿学习得来的, 在历史当中,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确切证实的。
赵冈、陈钟毅在其所著的《中国棉纺织史》当中持有这样的观点, 那就是早在黄道婆抵达之前的11世纪, 江南地区极有可能已然存在种植棉花的情况, 甚至在北宋时期所创作的《清明上河图》里面就已经出现了棉花店, 并且中国西南地区原本所生长的那种土著纤维植物或许并非长纤维的木本亚洲棉。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纺织技术”这一卷当中, 德国汉学家库恩尽管把棉纺织技术的创新之功归到了黄道婆身上, 然而却觉得在黄道婆前往上海之前, 当地早就已经开展棉花生产多年了, 并且已然拥有相当不错的棉纺织技术。很有可能这种推测是更为合理的, 那便是黄道婆是在前辈之人的基础上面改进了这一个技术, 就好像当下学界也一致公认蔡伦不是造纸术的发明之人而是改进之人。《现代欧洲史》当谈论到印刷术起源的争议的时候讲得是正确的: “我们对于印刷术起源相对不了解确实是存在着好处的, 如此一来我们就不会错误地将一项复杂的科技发明归功于某一个人, 这种不了解也使得我们认识到,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 一项发明都不像一首诗或者一幅画那样是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的, 它是一种社会的产物。”。
学者因王祯《农书》所描述纺织技艺与黄道婆传艺相隔时间不长, 便判断这些工具和黄道婆技术创新有关。但这需一系列假定: 黄道婆其所传授技艺快速传播, 王祯撰写《农书》时知晓这些革新纺织工具且收录进自己著作。对于黄道婆抵达松江的准确时间, 存在着五种不同的说法, 时间范围跨度为宋末元初, 大约是1280年左右, 一直到大德年间, 也就是1297 到1307年之间不等。倘若以相对较为可信的元贞年间来说, 也就是1295到1296年期间, 王祯所著《农书》的完成时间基本上大概在1300年左近。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状况条件之下, 一位普通的妇女所传授的技术能够如此迅速地广泛传播开来, 并且由一位在外地任职的官员, 王祯当时是在皖南旌德县、 江西永丰县担任县令, 将其记录进了专门著作之中, 然而却又没有提到这是她的发明创造, 这一连串的巧合着实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恰恰是因为这个缘故, 沈关宝以及杨丽这两人, 在经过了认真细致地考核那些相关技术文献之后才有的这样一种看法, 称“如果把王祯《农书·农器图谱》当中所收录的落地式手摇搅车, 认定是黄道婆所进行的改造以及革新, 那实际上是非常值得去进行反复商讨论证的。”这种情况甚至更有可能是, 当王祯在描述那些相关工具以及技艺的时候, 它们其实早在之前已经被广泛普遍地使用了几十年的时间, 王祯说不定根本就不知道黄道婆这个人, 黄道婆仅仅是在松江当地作为一名纺织方面的比较专长的人士受到了地方类型的纪念而已。
在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之际, 史料的欠缺匮乏同样致使在逻辑推导之时, 需凭借大量假设去填补空白之处, 然而却几乎没有什么人返回原始史料那儿, 去逐个核查这些假设, 就算是那些对某些旧说持有怀疑态度的学者, 对于另一些于最初的史料里并未明确呈现的假说, 诸如“黄道婆是在崖州学得棉纺织技术的”这般内容, 也是坚信不疑的。实际上, 在1949年以前的有关黄道婆的任何记述当中, 都从来没有提及过她是向黎族人学习纺织技术这一关键细节, 它是在新中国的语境状况之下, 顺应民族团结、推崇少数民族文化的话语而产生出现的。可能也是基于这个缘故, 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 社会政治的那种氛围出现了一些变化, 这个时候呢才开始有质疑的声响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