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坐落着云冈石窟，这些石窟沿着山势开凿，东西方向连绵约1公里。这里共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超过51000尊，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

三期石窟

云冈石窟中的佛教艺术，依据其石窟的构造、佛像的刻画以及艺术风格的变化，可以被划分为初、中、晚三个不同的时期。

早期石窟

如今第16至20个洞窟，亦称作昙曜五窟。《魏书·释老志》（卷114）中有所记载：“在和平年间，师贤离世。昙曜接替了他的职位，改任沙门统。最初，昙曜在恢复佛法的那一年，从中山受命前往京城，恰逢皇帝出行，他在路上遇见了昙曜，皇帝的马匹主动靠近并咬住昙曜的衣袍，当时的人们认为这是马匹认出了善良之人，皇帝随后以师礼对待昙曜。”昙曜在白帝之地，位于京城西部的武州塞，他凿开了山石壁，开辟了五个石窟，每个石窟内都雕刻了一尊佛像，其中最高的佛像高达七十尺，次之的也有六十尺，这些佛像雕刻精美，气势非凡，堪称当时之最。文中所提到的五个石窟，正是当时著名的高僧昙曜所挑选的钟灵毓秀的武州山，他开凿了雄伟壮观的昙曜五窟，从而拉开了云冈石窟开凿的序幕。这第16至20窟，也就是象征着帝王的昙曜五窟。它们的平面呈马蹄形，顶部为穹隆状，石窟的外壁上密密麻麻地雕刻着成千上万的佛像。主要呈现的是三世佛像，这些佛像身材伟岸，面部圆润饱满，鼻梁高挺，眼窝深邃，双肩平齐而挺拔，整体散发出一股坚实、浑朴、自然的造像韵味。在雕刻技艺上，它继承了汉代雕刻的卓越技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同时吸纳了古印度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精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中期石窟

云冈石窟在中期达到了雕刻的巅峰，其中最为著名的包括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以及第11、12、13窟。此外，还有尚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即471年至494年，是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孝文帝时期，也是北魏历史上最为安定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云冈石窟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杰出人才，凭借国力的强大支持，雕刻出了更加壮观和精美的石窟大窟及佛像。在孝文帝迁都之前，皇室所负责修建的所有大型石窟和佛像工程均已圆满结束，整个过程历时超过四十年。这些中期石窟的平面布局大多为方形或长方形，部分石窟内雕刻有中心塔柱，有的则设有前室和后室。壁面上的图案布局呈现上下多层、左右分段的特点，而石窟顶部通常装饰有平棋藻井。造像主题丰富多样，显著彰显了释迦牟尼佛与弥勒佛的尊崇地位，释迦与多宝二佛并坐的造像尤为流行，同时，护法天神、乐神、供佛行列以及佛的生平、本生、因缘故事以及维摩诘等故事形象也纷纷涌现。佛像面部圆润适中，尤其是宽袍大袖的佛像风格盛行，创新性地出现了众多新的题材与造像组合，着重表现了护法形象及各类装饰。在石窟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充满了对改革与创新的追求，并成功推动了佛教石窟艺术向中国风格的转变。多种因素的交织，催生了被誉为宏伟壮丽的太和风格，其显著特征是汉化进程迅猛，石窟艺术的中国化在这一阶段开始并走向成熟，这一阶段指的是云冈石窟的中期，其展现的内容丰富、雕刻工艺精湛的艺术风格与早期石窟大相径庭，雕刻形象追求规整与华丽，从洞窟的构造到雕刻的内容和风格，都明显带有汉化的痕迹。

晚期石窟

北魏迁都至洛阳（494年）之后，尽管云冈石窟的大规模开凿工程暂告一段落，但凿窟造像的风气却在民间中下层广泛传播开来。众多皇亲国戚、中层及基层官员，以及地方信众，都充分利用了平城遗留下来的技艺，在云冈地区开凿了众多中小型的石窟。这种小型石窟和龛洞的建造活动，一直持续至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年）。即便平城作为北魏的北都，依然是佛教文化的重要中心。此时，大型洞穴数量减少，而中、小型洞穴则从东向西遍布山崖。这些洞穴主要集中在20号洞穴以西，同时涵盖了4号、14号、15号以及11号洞穴以西的山崖上的小洞穴，共计超过200座。这些洞穴大多以独立的形式存在，不再以群组的形式出现。其中，雕像的主题多为释迦牟尼与多宝佛，或者是上方为弥勒佛，下方为释迦牟尼。佛像与菩萨的面庞轮廓清瘦，颈部修长，肩膀狭窄且向下逐渐收窄，这种独特的造型是北魏晚期推行“汉化”政策时出现的一种风格，它以清新雅致的“秀骨清像”为特点，成为了北魏后期佛教造像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特征和风格在龙门石窟的北魏窟中同样有所体现，对中国石窟寺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遗产价值

云冈石窟的雕像气魄宏大，内涵极为丰富更多公务员考试网题库就点击这里，被誉为五世纪我国石刻艺术的巅峰之作，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珍贵宝库。依据开凿的时期，可以划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石窟雕像风格都独具一格。早期的“昙曜五窟”气势恢宏，展现出雄浑、质朴的西域韵味。中期石窟以其精湛的雕刻技艺和富丽的装饰闻名于世，彰显了北魏时期艺术风格的复杂多变与宏伟壮丽。尽管晚期窟室规模相对较小，但其中人物形象却清瘦而俊美，比例协调，堪称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的典范，也是“瘦骨清像”艺术风格的起源。此外，石窟中保存的乐舞及百戏杂技雕刻，不仅展现了当时佛教思想的盛行，也反映了北魏社会的日常生活。